周恩来到杭州后基本上都住在杭州饭店，而且坚持同随身工作人员一起住普通的内宾客房，与接待外宾的贵宾楼分开。他每次到杭州来，总是自带铺盖和洗漱用品。虽然他住的饭店都配备了这些东西，但他从来不用。他对杭州饭店的领导说：我们要为国家用好每一分钱。周恩来在杭州时，一般都不单独用膳，总是坚持与随行人员一起吃。会议期间，坚持与会议人员同吃同住。除了宴请外宾外，他从不吃盛筵美酒，从不对下榻的饭店提任何要求，而且还再三嘱咐他们菜要搞得少一点，“不要超支，多了浪费。”他自己点菜，只要霉干菜蒸肉、芋艿、臭豆腐等就行了。

　　1963年1月，周恩来痔疮发作，中央让他到杭州疗养，但他还带病每天坚持工作至深夜，也从不吃夜点心。工作人员看到周恩来工作实在太辛苦，就暗地里让厨师在给他炒的菜里多放点肉丝。细心的周恩来发现后对他们说：“这盘菜太多了，这次吃不完下次再吃。”结果这盘菜果真吃了两餐。不仅菜是如此，甚至连一块霉豆腐早餐吃不完的话，也不准厨师倒掉，要放起来下次再吃。

　　更令人难忘的是周恩来那喝茶的规矩。他不抽烟，仅是喝杯茶，但一上午只准泡一杯。接待外宾时，泡好了茶，若要离开，他就端起茶杯说：“这杯茶我带去，还可以喝，不要另外泡了。”有时茶冲了一二次水就得离去时，他就把杯里的茶叶也吃了，说倒了可惜。

　　周恩来公私分明，严以律己，在浙江留下许多美谈。周恩来是有名的大胡子，每天早上都要刮。杭州饭店内设有理发室，周恩来刮胡子，每次都自己付费。理发师傅告诉他：经理吩咐了不收费。他不同意。经理又对他说：这是两位省委书记说的不要收费。他还是不同意，说：“就是省委定的，我也要付钱。”他认为在公私关系上，不能“不拘小节”。他每次离开饭店前，总是再三嘱咐卫士长把这里住的、吃的、洗衣、理发等一切费用按规定结算清楚，不能少算了。1957年，周恩来陪苏联伏罗希洛夫主席到杭州，正值新茶上市，他关照送伏老两斤茶叶，并坚持要自己付钱，说：“以我名义送的茶叶，钱一定要我自己付，不能由公家报销。” 周恩来还曾对省委领导说：“以后哪个中央领导同志来也不要送土特产，如本人需要，你们可以代买，钱照付，送礼不是好风气。”

　　1973年9月16日，周恩来在杭州楼外楼菜馆“三付餐费”的佳话，更是流传至今。那天，周恩来工作到下午近两点，路过楼外楼便进去吃中饭。当时点了西湖醋鱼、干菜肉、霉千层等几个菜。饭后，周恩来叫秘书结账。结好账后，周恩来问付了多少钱，当知道菜馆只收了10元多一些时，就对饭店师傅说：“那么便宜，那不行。”并对秘书交待，再去加钱，要按市价付足。这时师傅表示再收5元，周恩来又说：“不够的，不要骗小孩那样，你不收足钱，我就不走了。”师傅只得又收下了10元钱。可是，当周恩来走后一个多小时，杭州机场给楼外楼打来电话，说是周恩来上飞机前留下10元钱，补付今天午饭钱。原来周恩来乘飞机起程回北京前，唯恐楼外楼没有收足钱，又拿出10元钱，托省接待处的同志转交。周恩来先后3次共付了30多元钱。而实际上，楼外楼按照市价一样一样细算，总共才19元多一些。楼外楼于17日给周恩来详细地写了一个报告，附上菜价清单，把多收的钱一起请有关部门的同志带交给周恩来办公室。

　　1962年春天，周恩来到杭州开会。当时南方的青菜正上市。返回北京时，杭州交际处的同志把两筐蔬菜送到了飞机上，并再三向周恩来的卫士长解释，这两筐菜不是送给总理的，是带给中央首长吃的，而且也不是白送，发票都已经开好了。卫士长只好付了钱，把菜带回了北京，转给了供应处。供应处给每位领导人家中都分了一份，也是收钱的。卫士长把周恩来的那一份拿了回来。周恩来看到这些蔬菜时，很生气。卫士长向周恩来讲明情况，并告诉他已经付了款。周恩来一听更生气了，说：“付了钱也不行！我问你，北京的老百姓能不能吃到这样的菜？”周恩来十分严肃地教育说：“这样做，会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。你们想想，总理和市民都是一样的人，我要不当总理就没有这个优越条件，就享受不到这种特权。”在周恩来的心目中，他和市民应当平等，不可特殊，这是多么高贵的品德！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，对故乡绍兴一直非常关心，对绍兴乡亲始终念念不忘。1956年，一位周家族叔独自到北京找周恩来。想叫周恩来给他在北京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岗位。周恩来教育他说：“工作要到绍兴自己去找，北京不能安排。共产党干革命，不能搞裙带关系。”之后，周恩来出钱，给他买了回程车票和招待所的几天餐券，要他好好回原地参加劳动。为这件事，周恩来专门写了《告亲戚朋友书》，即10条家规：

　　周恩来不仅严格要求自己，而且还绝对不允许自己的亲属有丝毫特殊。他一生廉洁奉公，两袖清风，在他身上，处处闪耀着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灿烂光辉。